当地时间9月30日，按照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军将从伊拉克全面撤离。
23年前，美国以战争之名强行打开伊拉克的大门；此后，从占领、扶植新政权，到反恐、驻军与军事援助，美国始终深度介入这个国家的政治与安全进程。如今军队将撤，但战争留下的制度遗产、宗派裂痕与安全困局却远未随之退场。
美军此次撤离，究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收缩，还是又一次“撤而不离”？失去美国军事存在这一变量后，伊拉克能否重建国家能力，中东力量格局又将如何重组？
围绕美军撤离及其政治遗产、伊拉克未来走向和地区格局变化，观察者网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展开了一场对话。
【对话/观察者网李泠】
·美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观察者网：2003年您曾撰文指出，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是一场“未经联合国授权的侵略战争”。23年后的今天，美军以“完成打击IS任务”为由最终撤出。您如何评价这20多年来美国军事存在的整体性质？
丁隆：随着撤军进程不断推进，美军的角色从侵略者和占领军，逐渐转变为承担顾问、情报、训练等辅助性任务。这种存在对伊拉克已无多大意义，反而损害其主权；而寥寥驻军对美国而言，意义也不大。
更重要的是，伊拉克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美军基地频繁成为民兵武装的袭击目标。在美伊冲突的大背景下，美军非但无助于伊拉克稳定，反而成了“动荡之源”——只要美军不全撤，伊拉克就稳不下来。因此，这次撤军既是美国“始乱终弃”，也是“战略止损”。
这是2003年6月18日，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英联军临时总部门前持枪面对数百名示威的伊拉克人。新华社
观察者网：美国曾于2011年宣布从伊拉克撤军，但结果是“撤而不离”；2014年因“伊斯兰国”（ISIS）崛起又再度增兵。这一次，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明确强调9月30日是“最终且不可谈判”的期限。您认为这次撤军与以往有何本质不同？伊拉克方面这次为何能如此强硬地摊牌？
丁隆：2011年的“撤而不离”和2014年借ISIS卷土重来，去留都由美国自主决定。但这一次，伊拉克根据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将9月30日定为美军最终撤离期限，则体现了伊方的决心。
扎伊迪政府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角色应转向能源和经贸合作，继续驻军对双方都无益。同时，伊拉克政府也想借此消除民兵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为民兵缴械创造条件。
观察者网：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战争推翻了萨达姆，西式民主毁了伊拉克”。您指出，美国推行的按教派、民族人口比例分配权力的“马赛克式民主”，将族群分裂制度化、永久化。如今美军撤出，但这套政治框架仍在运转。
您认为这套“美式民主”制度是否已经内化为伊拉克的政治基因，还是说撤军后可能出现根本性调整？
丁隆：伊拉克本就是殖民主义者划线拼凑出的“人造国家”，萨达姆时代靠强人暴力暂时压制了教派和民族矛盾。2003年后，美国把“配额制民主”写入宪法，把前现代的教派、民族认同上升为权力分配规则，这实质上是以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美军撤与不撤，与伊拉克民主的成败关系不大。
伊拉克民主的近忧在于民兵武装能否顺利收编、实现军队国家化；远虑则在于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能否走上正途。
这是2003年4月，在巴格达市中心，一名美军士兵站在被拉倒的萨达姆塑像前。新华社发
观察者网：您还分析过美国的两项关键政策——“分权制民主”和“去复兴党化”——如何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传统。其中“去复兴党化”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崩溃和社会失序。23年后的今天，您认为这两项政策对伊拉克国家构建造成的伤害是否已经不可逆？
丁隆：“去复兴党化”以清除前政权遗毒为名，实质上解体了国家机器——行政经验和技术官僚体系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安全真空迅速被宗派民兵与极端势力填充。社会信任由此退化为对宗派和民兵网络的生存依附，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便难以扭转。二十多年过去，国家机构虽然在形式上恢复完备，但内核已被宗派分权制和庇护主义深度侵蚀。政治宗派化贻害无穷，却也难以回头、开出新路。
“分权制民主”则是以族群教派身份为前提进行权力分配，将族群认同固化、制度化、权力化。政治生活围绕宗派展开，公民权让位于族群认同，国家领土完整依赖外部而非内部力量。库尔德自治、逊尼派边缘化、什叶派民兵割据，均已固化为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的格局。
这种伤害并非绝对不可逆，但已沉淀为权力格局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要实现逆转，需要形成超越宗派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军队国家化基础上重构权力，并重写打破宗派庇护网络的社会契约，而这些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出现。伊拉克或许能维持脆弱的形式统一，但2003年的政治转向已几乎扼杀了其自我疗愈的可能性。
·伊拉克未来走向
观察者网：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安全力量能否独立承担反恐任务？毕竟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仍有活动空间。您对伊拉克未来安全局势持何种判断？
丁隆：伊拉克安全力量在战术层面已具备清剿ISIS残余武装的能力，但在战略层面仍受困于宗派主义、情报依赖和后勤短板。其反恐效能并非源于国家能力，什叶派民兵和美军情报的支持不可或缺。美军撤离后，军事打击和情报能力估计都会显著下降，这给ISIS留下了生存空间和沃土。
更重要的是，伊拉克的反恐从未与政治和解同步推进——逊尼派地区的经济凋敝与政治排斥持续为极端主义提供温床，而民兵组织的坐大又阻碍了国家和社会整合。
未来安全局势很可能呈现一种低烈度的持久动荡，只要宗派政治结构与社会分裂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就不会消除。
2020年1月24日，大批伊拉克人在首都巴格达举行抗议示威，要求美军撤离伊拉克。新华社发
观察者网：您今年6月刚刚赴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调研。您预测库尔德地区在美军撤离后将面临怎样的变局？美军从埃尔比勒机场等地的撤离，意味着库尔德自治区“独立王国”的地位将受到削弱，还是反而可能寻求更大的自主性？
丁隆：美军撤离埃尔比勒对库区来说喜忧参半。库尔德自治区获得的安全庇护和情报支持将显著收缩，其“独立王国”的地位会被削弱。
尽管库尔德武装在反恐作战中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其防空、后勤与跨境情报网络长期依赖美军体系。美军撤离后，库区面对周边威胁及中央政府压力时，能力不足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库区面临的挑战众多，维持现状已属不易，争取更大自主性将很困难。
观察者网：伊拉克经济高度依赖石油，2026年因地区冲突导致的石油出口受阻已造成严重损失。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在经济重建方面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
丁隆：伊拉克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石油收入，而霍尔木兹海峡封闭让其石油出口受阻。
此外，伊拉克的经济前景还取决于安全形势——美军撤离后，能否顺利收编民兵武装、安全状况能否好转，目前尚不明朗。总体来看，形势并不乐观。
·中东地区格局
观察者网：如今美军撤离，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是否会进一步扩大？这会对海湾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冲击？
丁隆：美军撤离后，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的确会扩大，其将通过民兵武装和政治代理人进一步扩大在伊拉克的存在。对海湾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伊朗的军事投射能力可经由伊拉克向周边延伸，对沙特和阿联酋形成更大压力。海湾国家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伊朗、如何与伊朗共处。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美军此次撤离，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进入了一个加速衰退的阶段？
丁隆：美国中东霸权的确有衰落之势，但其中也有美国主动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因素——从直接军事介入转向“离岸平衡”。美国仍保有海空投送、金融制裁和盟友网络的优势，但其干预逻辑已从“无限责任”转为“有限责任”。
美国不愿承担维持秩序的成本，这种半进半退、欲去还留的状态，将使中东进入地区竞争加剧的动荡期，地区格局面临重组，更加碎片化。
观察者网：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美国炒作中国在中东“搭便车”。如今美军撤出，而中国与伊拉克在能源、基建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您如何看待后美军时代中国在伊拉克的角色定位？
丁隆：中伊经济互补性强。伊拉克石油储量丰富，重建市场庞大；中国具备技术和施工能力，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双方在油田开发、电力建设和基建领域已有丰硕合作成果。两国的务实合作与美军撤离关系不大，不存在所谓“搭便车”的问题。
需要留意的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关注已从安全转向能源和经贸，中国企业未来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这是2024年12月27日在位于伊拉克巴士拉省的赖塔维油田拍摄的巴士拉天然气处理厂项目。新华社
观察者网：伊拉克正在推进“发展之路”战略规划，中国也在推进“十五五”规划。您觉得两国的发展战略有哪些可以对接的空间？
丁隆：伊拉克的“发展之路”旨在通过巴士拉—土耳其走廊重构其地缘经济地位，而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强调绿色转型和产业链韧性，双方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铁路、港口和能源管网的互联互通，可使伊拉克从单一的石油供应地升级为连接海湾、中亚和欧洲的重要通道和节点。传统的油气勘探开发和贸易仍是两国合作的压舱石，同时，伊拉克的基建和工业化进程也为中企提供了广阔市场，有助于伊拉克经济转型。
中企承建的基础设施、电力和新能源项目，不仅能缓解伊拉克的民生困境，也能为其经济多元化和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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